长征一开始，王稼祥就开始反对“左”倾错误了。他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。说道：

　　“这样下去不行，应该把李德等人‘轰’下台！”（伍修权、朱仲丽的回忆）。

　　毛泽东听了后，为这位战友的坚毅感到由衷地高兴。

　　“是啊，我也很赞成。不过，要活动活动呀！”

　　王稼祥理解毛泽东说的“活动”。于是，他在担架上“活动”起来。他找了聂荣臻。聂荣臻在湘江战役后，脚化脓了，也坐担架，同王稼祥常在一起。王稼祥对聂荣臻说：

　　“我参加了第二、三次反‘围剿’，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，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、隐蔽部队、突然袭击、先打弱敌、后打强敌、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。我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。”

　　“事实证明，博古、李德等人不行，必须改组领导，到时候开会，把他们‘轰’下来！”（《聂荣臻回忆录》）

　　进入遵义之前，王稼祥还找到了张闻天，向他谈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。并提出：

　　“到遵义后要开一个会，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。”

　　部队的现状，张闻天也担心啊。他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！当即表示同意。

　　王稼祥主张把博古、李德“轰下来”，让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的意见，完全是从中国革命事业出发的深谋远虑。因此，很快得到了张闻天、聂荣臻等高层次领导人的赞同。

　　担架，给了这些高级领导人思考问题的机会。

　　当时，周恩来在行军时往往也是坐在担架上休息的。一到宿营地，不管白天黑夜就忙乎开了。坐在担架上，带来难得的安静。红军的生死存亡，长征前后各次行动的结果，无时不在这难得的安静中一一闪现。“他从长期的实践中，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，也赞成毛泽东同志领导。”从宁都会议到第四次反“围剿”，从湘江战役到通道转兵、黎平会议，周恩来都是支持毛泽东的。

　　“周恩来、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，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。”（聂荣臻语）。

　　长征途中，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。先是王稼祥通了。接着，他又做张闻天的工作。张闻天在中央苏区虽然也执行过“左”倾的政策，但在许多问题上一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，反对极“左”倾向。广昌失守后，他同博古发生了公开冲突，被博古讥为“普列汉诺夫”。二苏大后，博古给张闻天穿了“小鞋”，后来又派他去闽赣“巡视”。目睹博古、李德的一些政策、做法，张闻天写了好几篇旗帜鲜明的反“左”文章，抨击“左”倾错误领导。在云石山古寺期间，张闻天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大樟树下的谈话使两人更接近了。长征开始后，张闻天同毛泽东、王稼祥住在一起，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，变得更亲近了。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：

　　“在出发以前，最高‘三人团’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（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）。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，我心里很不满意。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，泽东同我闲谈，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。从此，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。他要我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——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、博古领导的‘中央队’三人集团，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”（张闻天：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》）。

　　遵义会议，正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，由他出面提议，并得到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的支持而召开的。王稼祥、张闻天起了关键的作用，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。

　　担架上的谋略，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新的一幕！